编者按：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院党委通过党委理論學習中心组聚会会议、教职工政治理論學習、专题党课、形势与政策课等形式，组织全院师生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通过深入学习，宽大师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作为最高追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事情学习实际，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建黨百年中國工農城鄉關系發展的曆史經驗

西南大學經濟治理學院經濟系教授 劉新智

西南大學經濟治理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 史曉宇

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堅持發展爲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结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探索如何帶領中國和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门路上，始終將工農城鄉關系發展看作一個重要命題，秉持配合繁榮的精神內核，立足時代需求，順應曆史大勢，不斷進行動態調整，爲工農城鄉關系的演進提供了思想引領，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配合富足门路。

百年來，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工農城鄉關系發展始終站在以人民爲中心的立場上，圍繞著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主線，始終掌握了工農城鄉融合發展的趨勢，這是中國特色工農城鄉關系一以貫之的顯著特征，也在實踐探索中形成了寶貴的曆史經驗。

第一，站穩一個立場——以人民爲中心

中國共産黨百年的發展曆程，始終將爲人民服務作爲宗旨，以爲中國人民謀幸福、爲中華民族謀複興爲初心和使命。特別是在推進革新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産黨秉持“發展爲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结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理念。正如恩格斯在《共産主義原理》中曾經讲明的那樣，城鄉融合可以讓社會成員實現全面發展，這意味著人的全面發展水平與城鄉融合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共産黨在處理工農城鄉關系的時候，正是出于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理念，注重人的全面發展，把實現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作爲調整工農城鄉關系的重要目標。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將拯救民族于水火作爲己任，其對待工農城鄉關系的態度讲明了改變中國人民命運的追求。在中共二大上，中國共産黨強調黨內一切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都應當深入群衆之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農村長期處于中國共産黨革命活動前沿，中國共産黨在農村進行廣泛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新，加強根據地建設，領導廣大農民擺脫封建經濟關系，與土豪劣紳和貪官汙吏積極鬥爭，革新封建土地制度，發展農業生産進行自救。在勢力相對单薄的都市，中國共産黨也積極開展都市事情，領導都市工人運動，爲工人階級爭取權利。

新中國建设後，中國共産黨踏上領導人民創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這一階段的工農城鄉關系體現了中國共産黨解民生困苦的決心。建國之初，中國共産黨秉持城鄉相助的基本方針，積極推動個體農民勞動相助，逐年增加對農村的投入。工業方面重點抓鋼鐵、機器和化學工業等國民經濟恢複需迫切發展起來的産業。鼓勵人口凭据個人的意願需求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在社會主義探索時期，重工業主導著國民經濟發展，農業的發展以工業現代化爲指向，農村發展則依附于都市發展。經過這一時期，我國工業化水平有了明顯提升，都市人口的社會职位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凭据毛澤東的思想，一個國家工業化建設進行中，特別是在工業化初期，不能因拘泥于小仁政而忽視大仁政。盡管這一過程在一定水平上犧牲了農民的利益，從國家發展全局來看，當時接纳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方略對提升探索時期國家的整體實力和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起到了實質作用。

在革新开放阶段，党的事情重点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生长，在处置惩罚工农城乡关系上也重点关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此期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获得改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包干到户、从包产到户做法也制止了农村再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并在很洪流平上调动了农民的生发生活热情，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治理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农村剩余劳感人口也有了更多时机进行自主经营。同时，支持城镇和个体经济生长的政策大大减轻了都市就業的压力。经过这一时期生长方略的调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也在此阶段朝着均衡化的偏向转变。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通过生长生产力不停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宽大人民基础利益的体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形成了城鄉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新模式，當前工農城鄉關系的重點在于彌合城鄉差距，增進人民福祉。中國共産黨在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個統籌的城鄉發展戰略，要求加速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充实保障農民享有醫療衛生和受教育的權利，越发有效地保障農民工進城務工各項權益，統籌城鄉公共服務，逐步實現一體化、均等化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爲城鄉融合發展建设堅實的體制機制保障。2020年底，凭据現行標准中國全部人口擺脫了貧困，這也反映出中國共産黨以人民爲中心的莊嚴承諾。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以人爲焦点的新型城鎮化建設，這是新時期在處理工農城鄉關系上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以人民爲中心的具體體現。

第二，圍繞一條主線——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縱觀當今世界，各個國家都將現代化作爲自己的發展任務。中國共産黨自建设以來，一直將實現國家現代化視爲自己的價值追求。根據社會發展矛盾運動規律，生産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協調也是百年工農城鄉關系調整的實質。現代化是一個動態過程，各個時期都有其特定曆史條件和實際發展需要，因此中國共産黨在各個階段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認識的深遠水平是不斷拓展的，工農城鄉關系的發展也隨之而不斷調整，從整體上服務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工農城鄉關系思想體現了探索民族解放和中華民族現代化發展门路的曆史使命。中國共産黨認識到，爲了扭轉中國的落後局面，必須盡快實現國家現代化，這首先要組織動員群衆推翻舊體制，消除阻礙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障礙。中國共産黨在戰爭年代對工農城鄉關系的探索，即是緊緊圍繞破除封建制度，推動民主革命進行的。無論是在農村進行的土地革命還是在都市開展的工人運動，盡管中國共産黨側重有所差异，鬥爭方式有所差异，但歸根到底是爲了反抗封建制度，謀求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幸福。從1921年到1949年，中國共産黨團結領導工人和農民艱苦戰鬥，尋找到使中華民族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的偏向，進而帶領中國走上了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康莊大路。

新中國建设後，工農城鄉政策堅持爲中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這一曆史任務服務。1949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要求迅速恢複發展生産，以使中國盡快從落後的農業國家轉變爲發達的工業大國。此後一段時期，中國共産黨實行以農助工、以城養鄉的工農城鄉關系，農村的大量勞動剩余用來補貼都市工業發展，盡管農村發展因而受到一定阻礙，但支持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建成了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加速了國家工業化進程。1964年召開的三屆人大三次會議提出分“兩步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此基礎上我國工農城鄉關系進行了相應調整，農業發展被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形成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的發展方針。

革新開放後，工農城鄉關系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發展需求，充实體現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發展目標。這是中國共産黨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努力探索新經濟發展模式，促進資源要素在工農城鄉間積極流動的時期。這一時期，統籌協調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成爲了現代化的新內涵，城鄉間的互動關系也從二元結構發展成了統籌協調城鄉發展以實現配合富足，城鄉居民共享革新發展结果有了更切實的保障。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推動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助推2050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百年目標。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实之間的矛盾，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鼎力大举破解工農城鄉發展不平衡中的農業農村短板，把都市和農村融合成有機整體，實現城鄉之間經濟、社會和國土空間的深度交互，産業之間資源要素充实流通，構建多元化産業體系。

第三，掌握一個趨勢——融合發展

馬克思主義在對工農城鄉關系的論述中指出，都市和鄉村之間會凭据依存、分離最終實現融合的順序發展。馬克思認爲，從辯證唯物史觀的視角來看城鄉工農對抗屬于曆史範疇，城鄉一體化是發展的一定趨勢。中國共産黨建设以來，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建設與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城工農城鄉發展的门路。特別是新中國建设後，面對嶄新的發展機遇，曆屆領導集體都結合社會發展各階段國情，根據曆史發展規律進行了理論創新，中國共産黨的實踐經驗再次讲明，盡管工農城鄉關系在差异曆史時期會呈現差异的發展狀態，但最終走向融合是一定規律。工農城鄉間的依存和分離是差异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下的産物，這種依存或者分離的狀態來源于特定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又服務于特定時期的發展戰略，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水平，會反過來對工農城鄉關系的融合提出要求，以使工農城鄉關系能夠與高水平的經濟發展相匹配，並進一步助推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在新中國建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現實需要工農城鄉關系有所側重，爲協調發展打下基礎。在國家的生産力水平有限的情形下，複雜的國際形勢和人民生活的現實需求要求中國共産黨迅速恢複發展經濟，盡管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對都市的輸血多于都市對農村的反哺，也留下了城鄉二元結構的遺産，但這一做法實際上提高了當時人民生活的整體水平，提升了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爲後面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穩定了局面，奠基了基礎。

在革新开放阶段，我国工农城乡关系体现了统筹协调的趋势，积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毛病。由于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已不再满足生产力生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农业领域革新，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长乡镇企业以及革新户籍制度等措施，缓解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業压力。城乡之间的经济互动促进了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交流，并为城乡生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快速生长做出了孝敬。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对经济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200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全面、协调、可连续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

當前中國邁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工農城鄉關系朝著一體化目標融合發展，著重解決發展中不平衡的問題。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新時代的城鄉關系著力促進都市和農村的深度融合，推動形成多元化産業體系。正如“木桶效應”原理，在新中國建设7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産黨用了相當一段的時間改變經濟發展水平落後的狀況，加速速度趕超，但在新時代，中國經濟已經跑過了一定的路程，就要越发注意調整關系，推進工農城鄉協調發展，解決制約下一步發展的短板問題，提升發展的整體效能。由此可以看到，中國共産黨用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思路調整工農城鄉關系，這一過程既實現了經濟增長由高速度向高質量的轉變，也推動了工農城鄉關系朝著融合發展邁進。